晚清官员书学思想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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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鹏

关键词:阎敬铭;晚清官员;书学思想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赵渡镇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为官清廉,以善于理财而著名,有“救时宰相”之称。

阎敬铭并不以书法著名,但从其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看,有很鲜明的晚清书法面貌,兼帖学和碑学之优点,形成硬朗厚实的书风特征。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藏《晚清廉吏阎敬铭手札》记录了其写给儿子及侄子的书信若干,频频提到书法要论,在晚清众多官员当中,其书学思想颇有代表性。

一、用笔回腕,根植传统

执笔方式,阎颇多提及,并认为它是书法学习的关键所在。至于具体的执笔方式,并没有具体描述实际的操作办法,大都以警示的词句告诫子侄,如:“吾笔笨(无力)功疏,屡迁其业,大误大误,执笔屡改。”“吾屡迁其业,轻听人言且执笔无定至者无成。”

首先,他认为学书必须树立起“回腕执笔”的理念。早期“轻听人言”误入歧途,后来执笔方式屡屡修改,而且晚年的阎敬铭对于“执笔无定法”的观点并不赞同。他认为执笔有定法,这个定法就来自古法的传承,即“回腕法”。手札中也屡屡提到“用笔回腕”。“回腕”二字出现之次数可谓信中论用笔之最。但是具体如何“回腕”,“回腕”的基本要領是什么,阎并没有详细论述。通过阎敬铭写给子侄的书信尚可窥探一二。

信札中多次提到“回腕”二字,诸如:“写字悬腕仍须稍有回势,回则腕平字有横力,你习懒偷要失其幼学,若尚有志,犹可及,但你无志耳,再过数年,则无及误一生也。”“回腕悬肘,学欧学褚,日课三四百字。”再如:“吾前令你写白鹤观,亦欧褚法悬肘回腕(吾年三十尚不知写字之法,你早知之且有欧底写法早回旧辙,勿再误也)。”“吾家写字(吾苦无力),惟你稍有力(亦无真力),故悬腕写者特好。”“总之,写字必悬肘回腕,乃能有力,故我前在家悬写者,尚可观,到京荒功,字迹大劣,即你之字亦如此(工寸以上楷字及大小行书必皆悬写,惟小楷可伏案, 但手腕稍平) , 若能悬写, 笔笔气行,王觉斯不难能也,你切猛醒,勿随流俗,吾言屡屡亦太苦矣。”等等。

“写字悬腕”“回腕悬肘”“腕平”,这是阎认为的“回腕法”。

黄庭坚曰:“古人作《兰亭叙》《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余势。”董其昌《容台别集·书品》曰:“唐人书皆回腕,宛转藏锋,能留得笔住,不直率流滑。此是书家相传秘诀。”古人对“回腕法”都曾有过记录,而到了清,尤其是嘉庆以后,“回腕法”又一次作为书家探讨笔法的一个神秘命题展开讨论。影响最广泛的当数后来何绍基的“何氏回腕法”。彭砺志、董家鸿的《何绍基‘回腕法考异》一文,梳理了回腕法传承的清晰脉络图,认为“回腕法”基本所指都是为了“藏锋”,最终保持中锋行笔。而这与传统书法的用笔方式也是一致的。

阎敬铭在朝中任职时,曾与翁同龢颇多交际。翁作为晚清书坛的巨擘,二者在书法观念上必然也会互相影响,而何绍基作为翁倍加推崇的对象,“何氏回腕法”也一定是翁体会的对象。所以,阎此处所指“回腕”很有可能受到何绍基思想的影响。钱松在《何绍基悬臂回腕笔法再考》一文中说“可知何氏执笔的特点是臂肘悬空平举”[1],而这与阎信札中提到的“稍有回势”“悬肘回腕”也是一致的。

阎敬铭“回腕法”所指的对象,大都为唐楷和宋元行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阎提到了本朝“王觉斯”,王铎作为清初著名的书家,也成为阎认为可以取法的对象,是“真回腕者”的代表。

信札中云:“家有拟山园不全帖数本,初拓也。蓝面字,帖内所写五律,皆可学,真回腕者”,“若能悬写,笔笔气行,王觉斯不难能也,你切猛醒,勿随流俗,吾言屡屡亦太苦矣。”

“王铎在世时,他的书法曾有过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北方更为显著。当时人倪后瞻曾这样记载和评价他:学‘二王草书,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2]19“至清末,碑派书法充分发展,书家追求个性,崇尚骨力,王铎书法才渐受重视”[2]19。而“骨力”正是阎所看重的审美元素,如何有骨力,即“回腕法”的应用,如前所述“回则腕平字有横力”。

阎敬铭作为一名不以书法名世的晚清官员,其对于用笔的认识是建立在古人实践的基础上的一种传承,而其视线也多聚焦在唐朝和本朝书法有成就者身上,与晚清大背景下的书学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即执笔有定法且必“回腕”,回腕的目的是使字能有力。尽管“回腕法”成为历代书家们悉心揣摩的一个重要命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但是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趋于一致的,即是指向传统的,即“使字能有力”。“使字能有力”又是传统书法审美视角下的一个要素,而进入这个要素的路径是唐宋那些经典的碑帖,是传统一路的。

二、推崇唐楷,行书取宋

在清代科举考试“馆阁体”盛行的大背景下,楷书成了文人志士博取功名的基本功。阎敬铭作为晚清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之一,自然有很深厚的楷书功底。其在写给儿子阎乃竹的家信中也频频提到楷书的重要性。

信中有语:“古今无不善楷书,善小楷之书家,吾仍愿你(吾屡迁其业,轻听人言且执笔无定至者无成)以九成宫,同州圣教及白鹤观为主,参用近人何义门(你当为炯戒)汪退谷小楷之意,兼用赵《道德经》(家有一本好者)及闲邪公之笔,则传世名世皆宜你,切勿间功,吾资笨功疏,学书不成一恨事也。”“然吾总愿你写欧褚唐碑,否则樊府(不如欧褚),家有唐碑。”“你写字必仍写秦版九成宫以还六七年前原面目,以后再写同州圣教、白鹤观、李靖碑、裴镜民碑。”

对于楷书的取法,他认为九成宫、同州圣教、李靖碑、白鹤观、樊府君、裴镜民诸碑为正道,可以旁涉赵孟、汪退谷、何义门。

唐楷是楷书取法的重点对象,这是清中期以后时人的一种普遍取向。尤其是“乾嘉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学习楷书大都从唐碑入手,然而不管是宗欧、宗颜还是宗柳,最后都会被纳到赵孟的饱满圆润和匀称流畅的笼罩之中”[2]123。体态端正、规矩有序的特征无疑是馆阁体的一大特征,而阎敬铭对于唐楷的推崇必然是受其时代影响的。但是,阎却又很清楚地看到一个问题,馆阁体的存在对书法艺术而言是一种流弊,所以他告诫儿子“若谓欧或方板以褚之古逸姿趣参之,自可生动” , 其目的就是规避馆阁体的板正无趣。

对于楷书学习的路径,除了唐碑,阎认为可以观照时人的楷书作品,其中就包括汪士铉、黄自元。

信札中有言:
“ 黄自元不如, 其笔画不圆。”“去冬带回刻退谷大楷连珠数百字,亦可搀合临写,你若有志,必速改面。”“你勿写赵字,切写唐碑欧褚之家,兼看汪退谷之好者(有平常者)。”“家存退谷字惟新刻大字连珠大册页行书及陶饮酒诗墨拓小楷百韵诗为好,余则不尽好且多者,此公书实在好者亦不多,且多假,其书皆硬笔也。”又如“以九成宫、同州圣教及白鹤观为主参用近人何义门(你当为炯戒)汪退谷小楷之意”。

阎对于同时代楷书有成就者有着清醒的思考,“有平常者”“好者亦不多”。时常被阎提起的汪退谷虽有较好的作品,但也有平常者;而对于同时代以楷书知名的黄自元,阎敬铭认为其字“笔画不够圆”而让儿子引起重视,等等。阎敬铭认为可以观照时人作品,但是要有辨别能力,其书学辩证思想无疑是先进的。

对于行书的学习,阎敬铭的观念主要是帖学一路,在碑学复兴的晚清大背景下,依然坚守传统的帖学道路。

“行书以宋为主,参以元明,早早定计”,可见,阎仍然是沿着传统的帖学道路教育子嗣,推崇宋代书家,兼顾元明以及当代书家。在这里,他清楚地分析了宋人行书的两大特征,“机势”与“师之易得手”。

首先,“宋人行书皆取机势”,“机势”指书法的变化和体势都呈自然而然的面貌。清代刘熙载《书概》云:“怀素大小字《千文》,或谓非真,顾精神虽逊长史,其机势自然。”就是说宋人行书的面貌大都是自然的呈现,没有特别刻意的安排,这与“宋尚意”的理念是一致的。

其次,“师之易得手”,即取其面貌明显者学。“行书以赵兰亭米黃为主。米必学其小行书,黄多伪作。”米芾、黄庭坚、蔡襄、赵孟《兰亭叙》都可以学,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的面貌。但是对于黄庭坚的认识,阎认为其传世之作多伪作,而且“山谷颇峭”。“峭”即体态奇崛,变化丰富。康有为曾评价黄庭坚“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3]。其实和阎的主张是相似的。初学行书,取其特征明显者学,取其简易好上手者学。如黄庭坚者,变化丰富,可学但不是初学行书的最佳范本。

元明的行书,以“赵兰亭”和王铎行书为主,而原因和楷书是一样的,赵孟、王铎都是回腕法的代表人物,“以行书今仍以回腕写赵兰亭、樊府君,随后可写王觉斯(此皆回腕者)”。

能够从书法史观的角度正视不同时代的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上的书家,这是阎敬铭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赵字俗书,取法乎上

对于赵孟的书作,阎敬铭的态度是贬大于褒。

首先认为赵之书“俗”,“赵自有好帖,然专写必庸熟,徐德良(徐韵坡)所以不专学赵。若谓欧或方板以褚之古逸姿趣参之,自可生动”。

他认为,赵字特征明显,易于掌握,一写便像,而这里的“像”主要是格调不够,是学书之大忌。要提升格调,必然字要有古意,而“古意”即是指向传统的。从手札中可以看到,阎认为的“古意”是“褚遂良”“欧阳询”,即唐法。这里可以明显看到阎在清末大环境下所崇尚的“尚唐法”的复古主义思潮。

其次认为赵“文不好”,“赵字非不可写,但不自弃文,我存其话其字乃俗人所写,你何无识而学之,告以写欧、褚,写《兰亭》而不听,专好从俗,何也”。欧阳中石先生曾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彩,切时如需”。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文好,书法亦要佳,这样二者才能够互相生发。而赵之文章是俗人所写,不佳,字亦庸熟,所以成了阎敬铭重点批评的对象。可见,清末士大夫们对于书法的品评仍然是“文”与“书”合二为一的,而与纯粹的书法艺术家相比,士大夫们显然无法将“文”与“书”剥离开来,因为几千年来的科举制度对于书法和文章的要求,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他认为写赵“写不出来”。“朝邑老辈亦有数人,五六十年工力(日日写赵),今无人知而存亡者可以鉴矣。”

日日写赵,是写不出来的。究其原因,是赵字“庸软俗熟”,即无骨力、无格调,至于怎么写出来,他给了答案:“吾见写赵之不庸软俗熟者惟徐韵坡一人(亦无古逸之趣),其字仍以欧字为主,其余皆不足存,不过写之圆熟耳。”即不专写赵,而是以欧为主要面貌。

总之,阎对赵的批评较多,赵非不可学,但要以改造的心态去学,即“取法乎上”,方能有古意。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藏《晚清廉吏阎敬铭手札》,创作时间大约在咸丰和光绪年间,而此时正是碑学大兴的晚清末世,阮元、包世臣等倡导的碑学已经有了发展的环境,包括阎敬铭在手札中屡屡提到的帖学为主的“何焯”,也已经有了碑学的基础认识:“何焯将六朝书法与唐朝及其后的书法进行比较,认为前者‘落落自得,自由自在,后者拘于法度,缺少自然之趣。”[ 4 ]阎敬铭一直认为帖学为正统,但是帖学的精熟者赵孟却是他批判的主要对象。还有其不断强调的“ 古趣”“骨力”等,不得不说阎此时可能也有碑学的基础认识,或者至少在清末这个大环境下,有了新的思想。阎的继任者翁同龢亦有碑派的影子,阎的儿子阎乃竹与碑学的鼓吹者康有为颇多交际,不得不让人怀疑,阎批赵有另一层深刻含意。

四、修身明理,经世致用

从儒家哲学理论出发,可以产生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一种把书法看作与六籍同功;一种把书法看作无关大旨的末艺。[5]133而古代士人大都站在了后者的立场,阎敬铭亦如此:“吾乡读书人无论其他即写字末道亦无真用者(心用力)。”

“书法末道”显然是阎同意的,但是在旁用小字批注“心用力”,说明阎对于书法的态度也是宽容的。而“心用力”三字频频出现在信札中,站在儒家的立场的他认为书法若有一点功用,那第一点一定是“修心”。

信中关于“写字修心”的观点颇多,诸如“尤养性情,能以静字,冶心治身,则品学俱进”“兟之字,大胜于喆也。凡学在用心,若(别)不用心”“省应酬,省闲钱,每日定要写字读书”“然写字大可养心”“你勿谬执己见,写字可养心性,尤为世俗所重,勿忽也”,等等。

把习字和修养联系起来,是儒家思想的书论家所强调的。[5]159点画与人内心精神的锻炼息息相关,书法的学习和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儒家代表人物。

而这一点也能从他信札的其他内容中体现出来,他嘱咐子侄为他刊书,将过去的旧书带入京城,其中就包含《四书汇参》《钦定五经》《朱子全书》《唐鉴课子随笔》。而作为道咸时期的宋学家,唐鉴提倡义理之学,鼓吹以纲常名教挽救衰世[6],必然会影响到阎。

信札中也屡屡教育子侄如何做人,“凡人如此读书作文做事,谓之昧良心,此人生大病也,读书立品行事,切不可如此,戒之”“我不期你富贵,期你读书明理”,而这一切都指向了儒家的最终目标。书法亦是如此。

但是有一点客观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清代的科举制度与书法严严实实地捆绑在一起,形成后世诟病的“馆阁体”。道光年间,盛行欧体,“欧底赵面”之字风靡一时。不单是翰林院中人人争相摹习,许多官僚显贵家中也都雇有书手,多者一二十人。[7]字写得好,考试占优势。书法水平的高低与科举仕途是密切相关的,身居要职的阎敬铭对这一点事实认识是很清楚的。

所以,阎在写给其子的信中也透露出了这样“功利”的态度:“你写字必仍写秦版九成宫以还六七年前原面目,以后再写同州圣教、白鹤观、李靖碑、裴镜民碑,以为十余年后考御史用。”

阎身居庙堂,他不会不知道士子们热衷于馆阁体的现状。但是面对时代的流弊,他仍嘱托儿子学习传统的碑帖,甚至屡屡批评“赵字不可学”,“欧字过于板正可参以褚”,没有走向僵化的“馆阁体”,他没有为了“十余年后考御史用”而投机。而从这一层面来讲,阎的态度是进步的。

其实,不管“末道”也好,“功利”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儒家的经世致用。在咸丰到光绪这个大时代背景下,阎依然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守护着传统的四书五经与纲常伦理,是一个忠诚的儒家士大夫,这与其敢言直谏的作风显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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